烟台大学法学院杨曙光副教授根据自己的法院工作经历，结合工伤认定法律实务问题，围绕对途中工伤认定的指导思想、法院认定的出发点、立法者的思考角度和宪法学者的思考方式逐层深入展开。

在预审过程中，当事人可提出各种建议，例如申请采用某种预审措施。地方行政法院则略有不同。

它们之所以称为紧急审理程序并列入紧急审理制度范畴，是因为这些案件应当由一名独任法官按照一种简便的程序快速获得审理。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法国的行政诉讼适用二审制原则。3、对席主义原则行政法官应保障双方当事人在预审程序中的平等地位及对等的辩论机会。尽管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执行行政法院判决的监督，但缺乏使判决得到确实、有效执行的必要法律手段。

因此，法国在早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法院或法庭，而是建构了极带行政色彩的参事院（Conseils），即国家参事院（Conseil d'Etat）和地方各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例如，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能受理或者不能在诉讼中获得保护，则受理案件的行政法院 有权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同时还促使几乎垄断了税收立法权和收入归属权的中央乱收税和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乱收费。

给付行政领域国家义务具有性质的双重性、来源的广泛性、内容的复合性的特点，其正当性可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人性尊严获得证成。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第二个是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探索，已经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以宪政经济学为视角，宪法作为元规则是财政税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旧中国的宪法和《共同纲领》对地方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上海金融学院尹晓红讲师指出，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意味着被追诉人有获得辩护权的基本权利，获得辩护不仅仅是司法原则。五、宪政史与权力权利关系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强弱势态变动构成了宪政运动史的一条基线。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认为，宪法权威的性质应该是法权威，并且是最高法权威，它具有优于法律的优先权，即宪法优于立法机关，这是最高法权威的全部思想，同时指出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制定。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

【注释】本综述根据2011年宪法学年会简报整理总结而成，感谢西北政法大学宪法学硕士生研究生惠春安、范文伯、李鹏飞、张振业、袁春、黄明、宋雯、刘睿、尹佳楠及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8级本科生邹明夷、孙森森同学为年会简报整理所付出的辛劳。当下的大部制改革，实际上具有优化权力配置体系的功能，并最终有利于宪政中国目标的实现。上海师范大学石文龙副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执政党的权力常常被称之为党权，执政权与领导权是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概念，两者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五是加快地方民主政治建设，强化地方人大的权力。

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力的科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

撤点并校后偏远地区儿童受教育问题、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都可依此思路解决。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八二宪法颁行以来的宪法概念史是一个与时俱进、逐步更新的进化史。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抵触分为对上位法原则的抵触和规范的抵触。三是立法方面的不作为。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

四是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

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

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为何难逃失败的命运？郑州大学法学院侯宇副教授认为，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六、刑法与基本权利保护宪法是国家根本制度概括性的规定， 主要关注国家权力框架的组织和协调。

国家有按照客观价值秩序提供制度性保障的义务等。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载的却是主权决断的内容，存在着主权逻辑与法律形式的背离，并在实践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的疑问呈现出来。

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王世涛教授认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对财政税收会有不同的认识。

纵观西方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史，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权力构造和治理模式的观念渊源。当选的人大代表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本职工作又很繁重，难以完成预算审议这样专业性强的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姚国建副教授指出，对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不能狭隘理解，认为在内涵上，抵触与不一致不相同，也与根据、变通有别。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黄建水教授提出宪法税这个新概念，认为宪法中关于税的条款即宪法税。

沈寿文副教授指出，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我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由于存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出现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法的规定，因此更容易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理论上也更贴近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而民族主义观念的分化则为宪政理论和宪政实践提供了两个端点，宪政理论便是在两端之间的空间游走以寻找一个均衡点，使得权力行使在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取得平衡。关于刑法与宪法关系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登琴讲师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

安徽财经大学金玉副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对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下述问题。他认为把握国家义务的本质需要挖掘具有普遍妥协性的绝对价值，而主张人性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是国家义务存在的合法性根据。

南京大学法学院赵娟教授通过分析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J.D.B.诉北卡罗来纳州案，系统论证了未成年人嫌疑人的年龄应该成为拘留状态分析的要素。这其中，宪法学者做出哪些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陈斯喜副主任认为，前几代宪法学者至少已经完成了以下几大任务：第一个是完成了宪法的启蒙，宪法意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

甘肃政法学院吉敏丽副教授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